邱春林：宋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玉工和绣女

《碾玉观音》是南宋《京本通俗小说》收录的话本之一，其主人公是一名玉工，名叫崔宁。他是三镇节度使咸安郡王府中一名挂籍内廷玉作的人，所以别人叫他“行在崔待诏”。话本的女主人公璩秀秀出身贫寒，她父母（古今书画装裱铺主人）通过一纸“献状”买给了郡王府做婢女。在赁期内，秀秀失去了人生自由，相当于官奴婢或半奴婢身份。当朝廷赐下一领团花绣战袍给郡王府后，秀秀遵照主人意愿依样绣出了一件新战袍。郡王在欢喜之余想到要用一块库存的羊脂玉料雕一件玉器上表谢恩，他把门下的多位碾玉待诏都叫来出主意，有人提议做一副劝杯，又有人主张雕一摩侯罗儿，郡王都觉得不称心。这时玉工崔宁发挥其智巧，提出把这块上尖下圆难把握的玉料雕成一尊南海观音像，这主意合了王意。两月之后，玉成，底部勒上工名“崔待诏制”。郡王得此“南海玉观音”后即时写表进上御前，龙颜大喜。郡王除给崔宁增添“请给”外，还对他许诺道："待秀秀满日，把来嫁与你。"

宋《玉雕执莲童子》

崔宁与秀秀这两位才貌相当的年轻人私下里自由恋爱，把生米做成了熟饭。他们怕东窗事发，于是携手私奔，先是逃往衢州、信州投亲靠友，之后辗转至千里之外的潭州安家。崔宁靠手艺谋生，在当地开了一家碾玉铺，当地士绅知他是内廷待诏，常常请他去坐堂。一年后，郡王府中的一位郭排军路过潭州，撞破他们的美事。此人多事，回府即告发了他们，由此生出惨烈人祸来，先是郡王私自杖杀了婢女秀秀，秀秀双亲闻讯后又投水自尽。这三条人命的事崔宁竟不知晓，他被罪杖，发遣至建康府居住。路上，秀秀的亡魂追上崔宁，两人欢喜一同前往建康。安顿下来后，崔宁又提出要去接岳父母同住，不几日，两位老人家不请自到，一家四口团圆，看似又恢复了平常生活。不曾想天子在宫中把玩“南海玉观音”，弄坏了观音臂上的一铃儿。因见观音像底部所勒工名是“崔待诏制”，所以敕下郡王府，宣取碾玉匠崔宁到内廷修理此物。崔宁自建康到临安见驾，用一小块玉质相同的小料碾成一个铃儿接住了。皇帝赏了崔宁，令他只在行在（临安）居住。崔宁得天子赏赐后觉得挣了口气，信心满满地重回临安开了一间碾玉铺。可事有斗巧，铺子才开两三日，还是那位郭排军，揭破了这人鬼同居的事实真相，三只鬼无奈现了原形，拽着崔宁一同下了阴司地府。

宋青玉鹅形盒（侧面）

《碾玉观音》这一话本故事环环相扣，十分奇巧，却有现实作基础。两位年轻工匠的追求反映了当时城市中的工商业者把握生活的自主意识在增强，他们的悲惨遭际又鞭挞了社会的不平等。有诗道：“春日春风有时好，春日春风有时恶。不得春风花不开，花开又被风吹落。” 所谓“伤春”“恨春”根本无来由，因它不是单纯的爱情伦理剧，根本就是一出社会悲剧.《碾玉观音》这一话本涉及到许多史实，特别是对宋代官私手工业的制度、工匠的社会地位、碾玉和刺绣业的生产水平等都有所反映。在历史研究中我们可以借此话本中的人物故事来平添一些有血有肉的“旁证”。

宋《莲瓣形玉冠》国家博物馆藏

唐代的中央事务机关中设有将作监和少府监，它们根据尚书省制定的政令而具体掌管百工技巧之政。将作监设监长一人，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下，掌管土木工匠及陶器制作诸事。少府监设监长一名，从三品；少监二人，从四品下，负责供给天子御器、后妃服饰、郊庙圭玉、百官仪物、宫中蜡矩杂作、画素刻镂、织紝、琉璃玉器等方面的制作和供应。

宋代承袭唐制，先后设置了少府、将作、军器等六监，但少府监管理内廷手工作坊的职能已划归文思院和后苑造作所，本监只剩下管理神衣、门戢、旌节等物。相应地，将作监的职能也大为削弱，它只负责与宫中祭祀相关的事务，其余土木工匠之政悉归三司修造案掌管。唐初中期宫廷所需金银器是由少府监中的掌冶署或中尚署负责制造，唐宣宗后文思院才成为主管制造金银、玉器的主要机构。据《宋会要辑稿》 “职官”记载，宋代文思院掌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金彩绘素装钿之饰，以供舆辇、册宝、法物及凡器服之用。”在晚唐基础上，宋代文思院已经扩充成门类齐备、事务繁杂、权利集中的中央手工业管理机构。而且让人想不到的是，文思院还负责样钱的铸造。宋代文思院下设各类工艺作坊共四十二所，分打作、棱作、鈒作、镀金作、玉作、玳瑁作、银泥作、碾砑作、钉腰带作、生色作、装銮作、藤作、拨条作、扇子作、平画作、向花作、花作、犀作、结绦作、捏塑作、镂金作、雕木作、绣作、真珠作、琥珀作、拍金作、玵金作、克（刻）丝作等，它们都是代表宋代最高技艺水平的手工艺官办作坊。除此之外，内廷还有一个官手工业机构，即后苑造作，它隶属于宋代宦官的总机构——内侍省。该造作所负责内廷及皇属婚娶所需物品的制作和采买，设监官三人，以内侍充任，有兵校、匠役数百人，分七十余作。

北宋《刺绣梅竹山禽图》台北故宫博物馆藏

北宋《刺绣梅竹山禽图》局部

宋代对聘自全国各地的技艺人员的管理比较灵活。所谓待诏，笼统地讲，即凡以才技征召而未有正官者，命之待诏。宋时有“待诏公车”“待诏金马门”等名目。待诏之种类非常多，有“知音善鼓雅琴者”的琴待诏，有“通诗书能属文”“通六艺群书”的文待诏，有“善医”“主方药”的医待诏，还有分擅方术、天文、绘画、书法、棋艺等方面的待诏，他们都是身怀绝技之士。待诏制度在两汉时就形成了上述基本格局，不过两宋时待诏人数之众远远超越了前朝。宋时重文，各类杰出的技艺人才皆为朝廷所用，朝廷每召见各类技艺待诏时，都以画院为首，书院次之，琴、棋以及玉、绣、漆等百工皆在其下，这基本反映了宋徽宗对画家的优礼态度。

宋《刺绣菊花簾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宋室南渡之后，北方的能工巧匠汇聚临安。现实中像崔宁这样的玉工不仅技艺佳，意匠智慧也十分突出，被选为文思院玉作待诏，属于官手工业中技艺水平上等的雇佣工匠。因为宋真宗时画院的人数有一百五六十人之多，分别授予待诏、祇侯、艺学、画学正、画学生、供奉等职称，其中居首位之待诏仅3名。起初崔宁在郡王府内的作坊中安身，不仅要为王府服务，更要尽心完成宫廷不时下达的制作任务。当他擅自逃离王府，在湖南潭州开设碾玉铺时，招牌上写道"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表明他是来自天子脚下的一名从事玉器制作的内廷待诏，其身份和行业声誉自非一般手艺人可比，这等于是起到商业广告的作用。在工商业繁荣的两宋时期，工匠持技谋生遇到较好的市场环境，围绕市场进行的人才流动不会让人感到些许意外。崔宁获罪后迁居建业，原则上其待诏身份应该被褫夺，只因给天子成功修复了玉铃儿，他不仅没被追究过失，还得到天子赏赐，准许其在行在从业。崔宁的遭际说明在宋代才华出众的技艺人员受世人尊敬，这是当时官私手工业共同兴旺的一个社会基础。

宋《玉马》

宋玉鸭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崔宁在郡王府中拿固定俸禄，完成“南海玉观音”的制作后郡王给他增添了“请给”，即长了俸禄。宋统一后重视典章文物制度，玉器是宫廷和上层社会家庭的必备之物，宋代碾玉也因此承上启下，既有旧制，也频频涌现时代新品。文思院单列玉作，有大型玉器作坊，日常除制作祭礼所用的玉圭、玉璧和天子所用的玉玺之外，用于乐器、玩器、摆设、文房用具之类的新式奇巧的玉器大量出现。像名妓李师师所用的玉管宣笔、玉棋盘、碧玉和白玉棋子等都是当时的时髦之物。治玉名匠林泉创制的“白玉荷叶杯”因体现了贵族阶层追求清新自然的生活情趣而受人关注。话本《碾玉观音》中的郡王从库房中拿出一块羊脂玉料征求待诏意见时，有一玉工提出要做一幅敬酒用的大劝杯，这种思路反映了当时玉器生活化，或者说世俗化的一种社会意识，只因他没有顾及羊脂玉的稀缺性，没有体现“因材施艺”，此方案才被郡王一口否决了。另一玉工提出要雕一摩侯罗儿，郡王认为如此这般只能七月七日乞巧节才用得上，平常日子没用。这位待诏可能固守了玉器作为礼器的传统功能，忽视了生活之用。相比之下，崔宁设计并制作的“南海玉观音”既尊重了材料特性，又懂得创造生活空间的艺术美，一方面反映了女相观音崇拜在宋代已流行，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宋代玉器开始担负起美化生活的功能。

宋执莲玉童子上海博物馆藏

《碾玉观音》中年仅十八岁的璩秀秀是一位巧手绣娘，她是因家贫才被赁给王府。宋朝刺绣工艺水平已经非常高了，绣业也发达，先后聚集在东京、临安的绣工数量多，绣品交易也形成固定市场。专门以刺绣为业的民间自由手艺人被称为“百姓绣户”，城市中的尼姑往往也擅刺绣，她们在修行之余穿针引线，制作绣品以获得支付日用的钱粮。史称相国寺东门街上有一条绣巷，“皆师姑绣作”，居住她们的市场就在相国寺的瓦市上。宋绣的内容宽广，传统图案、人物图像、山水画、花鸟画、楼阁界画、书法等诸样齐备，其中人物题材多绣佛道人物，如释迦摩尼佛、观音大士像、南极老人像、老子骑牛图、芝仙祝寿图等。书法文字的刺绣尤其工细，“细若蚊脚”。为顺应佛教文化的流行，绣工们耗费大量心血去绣制整册的“陀罗尼经”，做到一丝不苟，纹丝不乱。官办绣院对于刺绣艺术的提升起到引领作用，民间绣业的繁荣给文思院的绣作创造了可精挑细选人才的可能性。绣作专设文绣院，“工人也由官奴婢或半奴婢的地位，逐渐向雇佣工匠过渡，宋廷文绣院的300名刺绣工人都是雇佣来的。”受雇的绣工远比用金钱买了身价的奴婢地位要高得多，不过，话本里的主人公璩秀秀没有这么好的运气！

宋《刺绣梅竹鹦鹉图》辽宁省博物馆藏

宋《刺绣梅竹鹦鹉图》局部

宋人用在衣服、用具、旗帜上的刺绣以图案为主，其余则向绘画和书法靠近。璩秀秀按宫样仿制了一件团花战袍，在王府中一展其惊人针法。《眼儿媚》词夸赞其绣艺说 “深闺小院日初长，娇女绮罗裳。不做东君造化，金针刺绣群芳样斜枝嫩叶包开蕊，唯只欠馨香,曾向园林深处，引教蝶乱蜂狂。”

宋《刺绣秋葵蛱蝶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依据词意推测，秀秀不仅擅长绣制像团花这样的规整图案，也擅长绣制写生花卉，她绣出的花卉形象能达到招蜂引蝶、以假乱真的地步。事实上，宋人为模仿书画笔墨效果，既注意格物，观察自然事物的俯仰向背；针法也在平绣的基础上创出了单套针、双套针、刻鳞针、施针、扣针、扎针、游针等等；技艺水平得到整体提升，如讲究丝理顺画理，针法极细密，配色淡雅素净，晕色过渡自然，劈丝工艺走向极致等等。明人高濂《燕闲清赏笺》评价宋绣“以其绒色光彩夺目，丰神生意，望之宛然。”董其昌《筠轩清秘录》评述道：“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绒止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赡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嚵唼之态。佳者较书画更胜，望之三趣悉备。十指春风，盖至此乎！”以董其昌极挑剔的审美眼光去看宋绣，他能给出如此高的评价，说明宋绣的确在针法语言的系统性和表现力上都达到很高水平。话本《碾玉观音》中的绣女虽是一位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但她的技艺特点和水平恰好反映了宋代刺绣整体上由图案向书画艺术转型的时代风貌。

宋《海棠双鸟图册页》辽宁省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