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民间玉雕艺术勃兴,这使得宋代玉器已开始具有强烈的世俗化倾向和浓厚的生活气息。宋代人形玉雕中最常见的是童子题材,唐代佛教化生童子玉雕对宋代童子玉雕产生一定影响。在佛教中,化生是指无所依托,借业力而生者。佛教艺术品中为表现这种教义,便常将童子置于盛开的莲花之中,谓之化生童子。这种题材发展到宋代,已基本脱离了原本的佛教意涵,而蕴含着祈求子嗣繁衍的民间信仰。如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青玉持荷童子,童子身穿对襟上衣,下着长裤,右手举一盛开的折枝莲花,取“连得贵子”“连生贵子”的谐音寓意(图1)。求子信仰一直是我国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此,童子题材的玉雕自出现开始就一直流行不衰,直至明清仍频繁出现。童子玉雕的形制多样,宋代常见有攀枝童子、持莲童子、行走童子等。其中行走童子更加富有生活气息,同宋代的婴戏图有异曲同工之妙。
元代的童子玉雕基本承袭了宋代,但缺少了宋代童子玉雕的活泼俏皮,表现较为刻板。明清之后,童子题材在玉雕作品中的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常见有童子骑牛、童子牧羊、五子登科等题材。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青玉童子卧马,一牧童坐于马侧,背靠马身,双手抱瓶。这件玉器为一件文房用具,可用作镇纸或笔架。童子形象还作为一种元素出现在其他器型的玉器上,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早期白玉婴耳杯,立体圆雕,撇口圈足碗,碗腹平伸二云耳,童子足踩朵云,双手扒扶碗沿,两个圆雕童子作为碗的双耳存在(图2)。
宋代开始,玉人开始配置场景共同构成一件玉雕作品。如两宋时期开始出现的玉山子,人物常配置以山石、树木等场景出现。元代,人物题材的玉雕形式更为丰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元代戏狮纹玉带板,礼仪用玉,以俏色的手法表现了一胡人戏狮于林间的场景。明清时期,玉山子的雕刻水平达到顶峰,常表现大型场景,多种雕刻工艺并施,人物不再占据核心地位,仅作为其中的一个元素呈现。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中期“会昌九老”图玉山子,玉匠综合运用浮雕、透雕等技法,以宋代李公麟《会昌九老图》为蓝本,按透视比例,表现了九位文人士大夫致仕后优游林下的场景。这件玉雕是清代宫廷中使用的大型陈设品。但这一时期也有少数以人物为核心的玉山子,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乾隆青玉采玉图山子,正面图案展现两位采玉人合力搬动玉石的场景,人物头戴尖顶帽,着短衣、靴子,为西北民族的服装特征。这件玉山子表现了新疆地区山料、籽料开采的情形(图3)。
除玉山子外,明清时期还有大量表现各种典故、戏曲人物等场景的玉雕,多以浮雕形式展现,也有部分以立体圆雕的形式出现,常见题材有“羲之爱鹅”“对弈”“竹林七贤”等文人画中常见题材。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清代青玉渔舟唱晚,渔樵耕读是古代文学、文人画经常表现的题材,这件玉器以圆雕形式刻画了一叶小舟行进于水面之上,一戴笠渔夫收集鱼鹰捕鱼,另一渔夫则在摇橹。以此为题材,有颂扬国泰民安之意(图4)。还有“麻姑献寿”“福禄寿三星”“一团和气”等具有吉祥寓意的题材。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明代青玉福禄寿三星饰,云状随形玉上浅浮雕一寿星,寿星身后蝙蝠环绕,身旁一鹿驻足回首,蝙蝠、鹿、寿星图案取谐音象征“福禄寿”,寓意吉祥。北京故宫博物院还藏有一对明代青玉“一团和气”插屏,正面雕刻一老者展持手卷,笑容可掬,手卷上刻有“一团和气”四字,体现了对三教合流、朝野安定、百姓安康的希望(图5)。
宗教人物形象在这一时期的人形玉雕中占较大比重,包括佛教人物造像和道教人物造像(图6)。但是,此时玉这种物质材料只是承载宗教文化内涵的载体,玉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意涵已不再被重视。玉石成为了和石、瓷、竹、木、牙、角等性质类似的物质材料。“图必有意,意必吉祥”在明清时期形成一种民俗现象,几乎所有工艺美术品的装饰纹样都或多或少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体现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种民间信仰。
总之,在宋元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之中,玉器的发展彻底摆脱了神秘感,而充满着世俗的生活气息。玉器的服务对象也不再限于王公贵族、文人雅士等上层社会人士,而是普及到社会中下层的普通百姓。因此纵观这一时期的玉人,其题材方面更加贴近现实生活,其功用也主要作日常陈设,满足人的生活所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