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承载着华夏民族仁、义、智、勇、洁等品质内核。同时，世界多地，如西伯利亚、欧洲、日本列岛、中美洲、新西兰等，都有早期玉器的制作使用和考古发现。显然，玉的温润坚韧和独特内涵吸引着全世界人民的喜爱，激发出“和而不同”的创造力。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玉器研究交流可以成为连接不同文明的桥梁，令我们跨越地域和文化界限，探索文明的交流、互鉴、共存，为中华玉文化的传承发展提供更高站位和更多可能。
为配合上海博物馆东馆玉器馆的开放，上博计划于今年8-12月举办系列“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汇聚全球玉器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分“馆藏•发现”（8月）、“考证•辨识”（9月）、“加工•沁变” （10月）、“鉴材•溯源”（11月）、“对话•传播”（12月）五个专场，共同探讨器物学、历史学、地质学、传播学等多角度的玉器研究动态及前沿问题。
“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
十月场预告
10月21日至10月23日，我们将迎来主题为【加工·沁变】的第三场“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
参会学者及演讲主题
（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鲍怡（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中国受热软玉质玉器的鉴定方法》
邓聪（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东亚玉作坊史回顾》
emiliano ricardo melgar tísoc
埃米利亚诺·里卡多·梅尔加尔·蒂索克
（墨西哥国家人类及历史研究院 inah-mexico）
《中美洲翡翠制品的加工特征分析：揭示古代制作工艺》
《techno-stylistic analysis of mesoamerican jadeitite objects: unveiling the ancient manufacturing techniques》
何毓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殷墟的玉器、玉坊与玉匠》
秦岭（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良渚式玉琮制作工艺及源流的观察》
吴沫（广东省博物馆）
《从汉代“不完美”玉器遗留痕迹管窥汉代玉器工艺》
王荣（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生命史视野下出土玉器考古与保护的融合研究》
吴卫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学院）
《“废料”有用——凌家滩边角料及工艺观察》
徐琳（故宫博物院）
《古玉牛毛纹沁色的形成机理研究》
周晓晶（辽宁省博物馆）
《从出土实物谈红山文化玉器的制作工艺》
学术工作坊开放限额旁听，请有意参加者以“工作单位+姓名+手机号” 为题发送个人简介至邮箱：shmjade@163.com，凭回复信息入场旁听。（未收到信息则视为报名失败，不另作回复）
2024年9月9日至9月11日，上海博物馆举办以【考证·辨识】为主题的第二场“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海内外共10位玉器研究专家发表精彩演讲，带领我们探讨不同学科对玉的理解，追溯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的玉器使用和发展演变。
会议开场由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陈杰致欢迎辞。陈馆长首先代表上海博物馆向远道而来的专家和嘉宾表示感谢，接着回顾了八月场玉器学术坊的成果，强调这一系列学术活动在推动玉器研究和国际交流中的重要作用，表示上博将继续致力于推动玉器与玉文化研究的发展，努力为学者们提供更广阔的学术交流平台。欢迎各位参会专家畅所欲言，碰撞学术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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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场学术坊由上海博物馆已退休研究馆员张尉先生主持，10位学者发表主题演讲。
学者演讲纪要
1《良渚文明：以玉器、玉文化来表述的社会》
方向明研究员深入探讨了良渚文明的代表性玉器及其意义，重点介绍了最早体现中国古代宇宙观的玉琮，以及反映王权神授的装饰有神祖面纹的玉权杖等。他认为良渚文化手工业的复杂性和社会成员身份的复杂化远超想象，良渚成组玉礼器开启了“器以藏礼”的传统，良渚玉琮所反映的祖先崇拜和宇宙模型的结合是“天人合一”观念的滥觞。指出良渚文明以玉器和玉文化为核心，其玉器使用模式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中占有极重要地位，中华文明发展特征应是“兼容并蓄”先于“多元一体”。
2《客省庄文化出土玉石器研究——以康家遗址出土玉石器为主》
秦小丽教授介绍了临潼康家客省庄文化遗址出土玉器的基本情况，认为康家遗址目前出土的42件玉石器在材质和器型上存在相对稳定的对应关系，其中的软玉可能来自河西走廊地区，而用方解石与白云石制作礼仪性装饰器是该遗址的一大特点。同时，她梳理了关中及陇东地区如客省庄、太平、浒西庄、老牛坡、天水师赵村等多个客省庄文化遗址的出土玉石器，总结了其时的玉石器使用特点，并从玉石器所体现的礼仪层面探讨了客省庄文化的社会结构及其与周边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流。
3《中国考古博物馆藏陶寺玉兽面及相关问题的探索》
朱乃诚研究员从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陶寺文化中期22号大型王墓中出土的一组2件玉兽面出发，探讨了陶寺文化玉器的传承与发展。他指出，陶寺遗址出土的玉兽面与湖北钟祥六合、天门石家河肖家屋脊瓮棺中出土的玉兽面形制接近，或存在由简至繁的演变关系，认为这种现象表明陶寺文化中期的玉器或许接受了来自长江中游地区肖家屋脊文化的影响，从玉兽面的演化发展可窥见陶寺文化中期阶段即夏王朝形成时期晋西南地区与江汉地区的文化联动。
4《三代玉器龙纹演变——兼述青铜器龙纹演变》
吉琨璋研究员例举二里头遗址出土龙形绿松石器、商周时期青铜器，以及商代殷墟妇好墓、西周晋侯墓、宝鸡茹家庄墓地、周原扶风强家墓地、张家坡井叔墓地等出土玉器上的龙纹，通过角、眼、嘴、身等细部观察，介绍了夏商周三代的龙纹演变和时代特点，梳理了先民对龙的认知变化。
5《破碎的手镯 • 翡翠命名的曲折史》
richard教授首先介绍了软玉、翡翠等的矿产资源分布，简要回顾了世界各地的用玉历史，并举例介绍早期欧洲人曾以词源上与“肾”有密切联系的“nephrite”命名美洲翡翠，指出宝玉石命名中存在的语境理解问题，提出翡翠是由硬玉、绿辉石和钠铬辉石等矿物组成的多晶质集合体，而以“硬玉/硬玉岩（jadeite/jadeitite）”来命名不够严谨，建议改用中文拼音“fei cui”来命名以避免歧义，并认为这样的命名方式从历史和科学的角度都更为准确。
6《若干件古玉断代与定名研究》
刘云辉教授强调了古玉研究中断代和定名的重要性，并对西安老牛坡、西安沣西配件厂西周墓、洛阳北窑西周墓、洛阳市郊机车厂东汉墓和宝鸡吕仁墓出土若干件玉器的年代与定名进行了探讨，认为西安老牛坡遗址采集到的一件外壁有三凸面与三竖槽的玉琮应定名为镯，西安沣西配件厂西周墓出土的玉鸟纹璜应为龙山时期作品，河南洛阳北窑西周墓出土的玉虎、玉鸮、牛形调色器和几件柄形器应为商代遗物，洛阳市郊机车厂东汉墓出土的透雕龙凤纹玉佩应为四神纹玉玦，宝鸡吕仁墓东汉早期砖室墓出土的玉辟邪器座应改名为玉辟邪双孔承投器。
7《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商代玉器研究》
张润平研究馆员全面梳理了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武宫村、大司空村、郑州白家庄、辉县琉璃阁、湖北黄陂盘龙城、四川广汉三星堆等出土商代玉器，并述及其他文博单位的相关玉器收藏，以及铭文、拓片和青铜器等资料，分析了商代玉器的品种、造型、纹饰和功能，为研究探讨商代玉器的礼仪、祭祀、宗教制度等提供了实物资料。
8《西风东渐——从山东汉墓中的一件“玉壶”谈起》
左骏研究馆员介绍了山东沂南县宋家哨汉代墓地出土一件“玉壶”的考古出土情况，针对其腹部浅浮雕的“虎食牛”动物吞噬图样探讨了草原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结合对东亚地区所见公元前20世纪至公元前5世纪权杖头的分布及器型发展梳理，认为该“玉壶”或由权杖头改制所得，原为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河套地区的北方草原民族制作，并提出广义的“中原制造”还包括华夏族群将草原纹样拆分、重组并吸纳为具有本土内涵新纹样和器具的技术改进。
9《汉墓出土玉器铭文发覆三则》
李银德研究馆员重点分析了三件汉墓出土有铭玉器，认为扬州市邗江甘泉“妾莫书”西汉木椁墓出土玉板残剩铭文可释者有“兹口用孝享”等，虽出于西汉中期墓，实应为战国玉牒；扬州西湖镇经圩村蚕桑砖瓦“董汉”夫妻合葬墓女棺出土“周文王百達之佩”，其文意与车轮出廓的器物造型有呼应，相关“文王十子”等图像是汉代崇尚周礼的反映；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藏刻铭“五百廿四”玉璜，该器是有确凿证据的王莽时期“唯二”玉器，且汉代玉器上的数字铭文可能是库存编号，体现了汉代玉器的管理方式。
10《古代玉器社会化进程的历史观照——以上海出土的明代玉器为例》
张尉研究馆员历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上海地区陆续出土的明代玉器，指出明清玉器是中国古代玉器的兴盛时期，明代出土玉器能为人们认知当时社会的发展轨迹和文化演进提供实物依据。他提出，上海地区出土明代玉器的数量、品类、装饰内容、工艺技法等均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当时玉器的发展水平，侧面印证了古代玉器在社会化进程明代特定阶段中的角色和意义变化。
精彩纷呈的主题演讲之外，“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召集人谷娴子结合旁听席提问，组织参会专家及嘉宾开展了会议的问答讨论环节。
问答讨论择要
上午场问答讨论中，谷娴子研究馆员首先感谢了richard教授对于中国玉雕的喜爱及其用中文拼音作为翡翠这种玉石的国际定名的建议，认为他的演讲有助于我们提升对弘扬中国玉文化及增强文化自信的思考。同时请教，欧洲、中美洲、日本等都有涉及礼制或文化意义的早期翡翠使用，“fei cui”的定名建议是否可以得到国际认可？近年市场上出现高品质危地马拉产翡翠，中国学者为其制定了分级标准并定名为“玛雅绿翡翠”，如何评价这样的定名方式？richard回应说，推广新命名是接下来的努力目标，他会在香港、泰国等地陆续开展演讲，但改变和接受显然还需要时间。此外，用语言去定义宝玉石的颜色或外观是非常困难的，尤其是在购买玉石时，必须要亲自观摩再作判断。
秦小丽教授回答了旁听席及嘉宾的三个提问：关于玉料来源，秦教授指出康家遗址出土玉器所使用的玉料与蓝田玉不同，可能来自西部地区，有待后续检测验证。关于康家遗址发现的小白石条形器的具体出土位置以及是否在其他遗址有发现不同材质的该类型器物，秦教授指出，目前康家遗址出土的17件条形器大多发现在灰坑、灰沟以及地层，其中部分灰坑埋葬了人（灰坑葬），因此不能确定它是否用于祭祀。经检测，这17件中包含了方解石、大理石及石英石材质，而客省庄其他遗址出土的条形器仍有待进一步检测；关于康家遗址出现玉料半成品的意义，秦教授介绍康家遗址由于发掘时间早，加工痕迹相关资料不完整，难以判断残体的玉器是半成品还是残断器。左骏研究馆员补充提出，经大规模发掘的遗址发现少量玉料残件是否能代表该遗址曾进行过玉器加工还值得进一步探讨。朱乃诚研究员回答了旁听席关于玉器纹饰和加工精细程度与年代早晚的关系问题，他指出，每个地区的玉器制作都有其独特的发展过程，需要从多角度来综合判断玉器的年代。
良渚博物院夏勇副研究馆员与方向明所长讨论了良渚社会复杂化是否与农业、手工业发展而导致的先民分工所带来的利益冲突有关。方所长认为，手工业的专门化需要建立在发达的农业基础之上，如同古埃及文明高度发达的手工业与发达的稻作农业密切相关，不能仅从先民的社会分工角度来分析。朱乃诚研究员补充提问反山墓地之后能代表良渚文明的地区是哪里，方所长介绍道，近期良渚古城遗址的考古调查取得了新进展，古城遗址西边可能有成串的高等级墓地，古城河道最后被“钱山漾期”先民所填埋，河道里出土的多种器物依然精美，暗示良渚古城于良渚文明晚期时的辉煌程度仍不可小觑。
下午场问答讨论中，李银德研究馆员回答了旁听席关于汉代玉器以刻铭编号保管而存世汉代刻铭玉器为何数量较少的提问，指出汉代可能将前代玉器一起纳入编号体系，但许多玉器在使用过程中被改制，导致编号不连续，存世数量少。这一现象不仅揭示了汉代对玉器的管理制度，也反映了古人对玉器价值的重新认识和利用。张尉研究馆员回应了上海明代潘允端夫妇合葬墓出土“春水玉带饰”具体用途的提问，指出由于缺乏实物观摩，其演讲中所提“玉带饰”定名主要引自出土报告，该器的具体功用及定名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同时强调，上海出土明代民间玉器数量众多、品类丰富，反映了从宫廷到民间对玉器的广泛使用。朱乃诚研究员回应了妇好墓出土玉器玉料来源的提问，指出妇好墓出土玉器的玉料未经系统科学检测，据肉眼经验性观察，不排除包含少量和田玉，并提及妇好墓出土有腰鼓状红玛瑙珠，推测商代中原与西域间可能存在玉石贸易通道。
此外，谷娴子研究馆员请教吉琨璋研究员如何评价商代玉、青铜和绿松石三种资源的关系。吉先生认为，商代与西周在礼制上存在差异，导致玉器和青铜器的使用也存在差异。由于出土环境的限制，以殷墟妇好墓为例，墓中玉器与青铜器的埋藏关系并不清晰，其他商代相关考古资料也相对较少。相比之下，西周贵族墓葬的考古信息更为丰富，为我们提供了较详细的玉器和青铜器使用记录，可以作为深入分析研究的资料。同时提到，从夏到西周，绿松石的使用逐渐减少，商晚期的先民可能已经找到了绿松石的替代品。
学术小结
会议最后，陕西省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刘云辉先生进行了学术小结，并对未来的玉器研究提出展望。
刘云辉先生首先肯定了方向明所长将玉器和玉文化作为良渚社会核心的观点，特别指出，良渚文化玉琮与神权的关联会是未来研究的重要课题，并对“玉器时代”的存在表示赞同，强调了中国人对天地及神灵间关系的独特理解。接着逐一简短评述学者及自己的演讲，认为秦小丽教授介绍的陕西客省庄文化康家遗址出土玉石器资料极为珍贵，该地出土玉器的玉料来源以及是否存在玉器加工作坊等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朱乃诚研究员关于陶寺二期m22号墓出土玉兽面的研究引用了涉及不同时代、不同文化的丰富资料，令人印象深刻。吉琨璋研究员对夏商西周龙纹演变的介绍极为精彩，尤其是发布的晋国玉器、青铜器龙纹相关拓片，引人注目。richard先生对“软玉”“硬玉”等传统玉石定名的质疑非常合理，精美的演讲文件和沉浸式的演讲风格值得国内学者学习。自己的演讲主要是通过考古出土早期器物来判断晚期墓葬出土器物的时代，旨在强调纵观各个时期玉器特征的重要性。张润平研究馆员介绍的国博所藏出土商代玉器件件精彩，是非常重要的商代玉器研究资料。左骏研究馆员将山东汉墓出土“玉壶”置于东亚视野下进行了文化解构，所引资料丰富，演讲精彩。李银德研究馆员深入探讨了数件汉墓出土有铭玉器，对汉代用玉制度及玉器管理方法提出了独到见解。张尉研究馆员借上海地区出土明代玉器探讨了古代社会的发展进程，让我们借这些玉器看到了明人的社会观念和审美情趣。
最后，刘云辉先生强调，中国历史丰富而多变，玉器在不同时代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本次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的举办为专家学者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平台，专题式讨论使大家聚焦于一个研究主题充分展示和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具有重要的创新性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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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丨工艺研究部
初审丨谷娴子、石维尘
终审丨汤世芬
上观号作者：上海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