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 十二月场预告
自今年8月起，上海博物馆先后举办了以“馆藏•发现”“考证•辨识”“加工•沁变”“鉴材•溯源”为主题的四场“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来自全球各地的数十位玉学专家跨越距离、时区和语言障碍，从多学科角度出发，于上博共同探讨玉器和玉文化研究的最新动态及前沿问题。
12月16日至12月18日，我们将迎来第五场“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主题为“对话•传播”。
参会学者及演讲主题
（按姓名首字母排序）
邓淑苹（台北故宫博物院）
《多曲杯、螭把杯、瓜瓣杯——昆山美玉成就的东西交流》
谷娴子（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东馆）玉器馆内容策划思考——兼论新世纪以来海内外玉器展的举办与启示》
黄翠梅（台南艺术大学艺术史学系）
《台湾史前玉玦及其在东亚玉文化圈中的位置》
Julian Henderson 朱利安·汉德森
（诺丁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西周至战国时期的玻璃制品与早期丝绸之路》
《Glass from Western Zhou to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Early Silk Road》
李新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玉的生命之力：中国和玛雅比较的视角》
邵 晶（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玉器连接四千年前的河套与江汉》
孙 捷（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
《国际视野下现当代博物馆展览策展研究与策略》
石荣传（湖南大学岳麓书院考古学系）
《史前东亚玉器文化的海洋之路》
温雅棣（西北工业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玉器的跨文明比较研究：方法与实践》
喻燕姣（湖南博物院）
《从长沙、合浦几枚特殊红玉髓珠看汉代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传播》
学术工作坊开放限额旁听，请有意参加者以“工作单位+姓名+手机号” 为题发送个人简介至邮箱：SHMjade@163.com，凭回复信息入场旁听。
（未收到信息则视为报名失败，不另作回复）
2024年11月18日至11月20日，上海博物馆举办以“鉴材•溯源”为主题的第四场“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共11位玉器研究专家作学术报告或发言，深入探讨了以玉器为代表的古代重要宝玉石质器物的材料鉴定与产地来源研究。
会议由上海博物馆工艺研究部副主任、“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召集人谷娴子研究馆员主持。她简要回顾了8月至10月期间三场玉器学术坊的举办情况及所获成果，强调举办“玉器研究国际学术工作坊”的目的在于促进玉器研究的国际化和中华传统玉文化的对外传播，指出本场工作坊聚焦的鉴材与溯源研究至关重要，是近年来考古、文博、地质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热点及难点，期待与会专家畅所欲言，通过深入的学术讨论，促进科技手段与文物研究的更紧密结合，以更好地服务于考古和历史研究。
1《夏商周文明多元一体于中原内在约束机制探视：一个从玉器溯源出发的地球系统科学视角》
丘志力教授从地球系统科学视角，多维度地分析了玉石溯源研究在讨论中原夏商周文明多元一体进程中的作用。报告回顾了从早期“西来说”到现代“多元一体”学术观点的演变，强调了地质构造和气候变化等地球系统多因素在古文明形成中的重要性。他通过对甘肃西部古玉矿遗址玉料流向溯源及用玉族群研究，结合前人的绿松石溯源成果，讨论了黄河流域近东西方向“战略资源大道”存在的证据及其对中原夏商周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性，提出一个新学术观点：大约从龙山文化晚期开始，西部玉石等资源的开发及争夺可能是导致不同族群之间战争、促进夏商周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因素，认为中原夏商周文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跨学科视角为理解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提供了新的思考。
2《寻玉之路——古蜀玉器玉料分析及产地来源调查情况综述》
王方研究馆员详细介绍了20余年来她与多家科研机构合作进行古蜀玉器材质鉴定和产地来源调查的情况。其研究主要针对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出土玉器，通过拉曼光谱、红外光谱、p-XRF和三维超景深显微镜等多种技术手段，综合分析得出两遗址出土玉器主要为透闪石，同时含有阳起石、透辉石等，玉料种类丰富。结合文献资料与对四川龙溪等地的野外调研，认为古蜀玉器所用玉料多源于本地，应主要就近取材于成都平原的龙门山脉或遗址附近的山间谷地，少数玉料为外地输入，反映了古蜀文明与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最后，王方研究馆员提出，需要拓展检测手段和建立玉料数据库，以期在未来更全面地了解古蜀用玉的材质特征和社会生产链。
3《崧泽—良渚时期苏皖沿江地区玉器原料的利用与玉器生产》
庄丽娜研究馆员介绍了其对崧泽至良渚时期苏皖沿江地区凌家滩、东山村、孔塘、青城墩、寺墩、丁沙地等遗址出土玉器所做ED-XRF检测及不同器型透闪石质玉器的“钙镁-钾锰”占位比散点投图等分析，认为崧泽至良渚文化时期的苏皖沿江地区在不同阶段有多渠道的玉料获取来源，资源丰富；多数遗址对透闪石质玉的使用量随时间发展而渐增，至良渚早中期时，透闪石质玉在环太湖北部几乎成为唯一的玉器制作原料，而宁镇地区的玉器原料构成则更为多元；良渚晚期，丁沙地、寺墩等遗址以墨绿色阳起石质玉为制作玉礼器的主要原料，而玉饰仍多用透闪石质玉。最终提出，崧泽至良渚时期的苏皖沿江地区应存在稳定的透闪石质玉获取渠道，相关制品的生产逐渐专业化，除制玉中心外，亦存在地方性制玉体系，且环太湖东部地区的社会复杂程度较西部区域更高。
4《良渚文化玉器产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郭明建教授介绍了研究良渚文化玉器等史前手工产品产地的两种途径：第一种为直接证据，即在遗址内发现玉器生产作坊或制玉遗存，并举例介绍塘山中段、钟家港南段、德清中初鸣、句容丁沙地等良渚文化制玉遗存。第二种途径为间接证据，即根据对玉器成品的分析反推其可能的来源地。此类分析涉及传统的“眼学”、考古类型学及岩相学、地球化学等方法，可通过对玉器形制特征的观察，寻找相似的制作“风格”和工匠集团来推断产地，也可借助科技考古手段，寻找指纹特征以推测不同产源。同时，他也讨论了两种途径各自的局限性，认为在现有考古资料和技术条件下，需结合多方面证据来综合推断良渚文化玉器的产地，未来需要加强地质背景调查、对制玉遗存和玉器成品的系统比较研究、对制玉工艺微痕的研究及对玉料微结构的分析。
5《故宫博物院玉石文物多元信息提取方法研究》
罗涵研究馆员首先介绍了故宫博物院玉石文物材质鉴定中存在的三个问题：一是早年的文物定名和材质鉴定依靠主观经验；二是文物修复中难以明确材料产地以匹配适合材料；三是清宫档案记载的玉石材料名称与现今产地无法对应。接着，罗涵研究馆员介绍故宫博物院为解决上述问题而多方联合制定的一套适用于馆藏文物、原料及考古文物等不同类型样品的多元信息提取方法，即从基础信息、工艺特征、材质特点和后期变化四个方面进行玉石文物的科学数据采集，并举例该方法的2个应用实例：对故宫南大库出土清代玉石原料的材质研究中，微量元素测试分析显示，其中透闪石质玉料可能来自新疆，碧玉又可能来自南疆或玛纳斯地区；对故宫藏良渚风格玉器的材料研究中，红外光谱及XRF分析显示，其主要为透闪石玉或蛇纹石玉两种，而其中的透闪石玉虽均为大理岩型地质成因，但质地、颜色等差异明显，可能为多来源。
6《先秦出土玉器矿源研究方法探讨》
杨明星教授以现代透闪石玉料的产源特征为切入点，结合多个遗址出土玉器的矿源研究实例，探讨了现代溯源技术在先秦玉料矿源研究中的适用性。他首先概述了其课题组在现代透闪石玉及出土玉器玉料矿源研究方面的进展和成果，接着从地质学视角分析了先秦玉矿研究面临的五大挑战，包括现代玉矿与先秦矿源的差异性、先秦玉料开采矿点的不确定性、玉文化传播与玉料交流的复杂性、现代地质学方法的局限性，以及考古学背景在研究中的重要性。杨教授特别指出，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玉料中的戈壁料、翠青料和厚风化皮料等具有西部地区玉料特征，而辽宁牛河梁遗址出土玉器则明显呈现岫岩玉特征，说明先秦时期用玉应存在“西玉东进”和“就地就近”现象。他强调，不可将现代玉料数据库和产地溯源方法直接应用于先秦玉料的矿源研究，而应该综合分析出土玉器的矿源特征，并结合地质学、考古学、玉石学和地球化学等多学科方法进行交叉研究。
7《观玉思源——现代分析测试技术在仿古鉴伪与玉材溯源中的探索》
周征宇副教授以“观玉思源”为题，提出古代玉器的“源”应涵盖历史之源与地质之源两个方面，两者相结合的“地质历史观”可为仿古玉鉴定与原产地溯源提供新的视角与理论支持。并以和田玉为例，尝试揭示玉石中的“时间密码”，将玉石特征的形成分为三个年龄阶段：地质学成因年龄（亿年为单位）、自然风化年龄（万至百万年）、埋藏沁蚀年龄（千至百年）。这一时间维度的划分为探讨古玉沁色成因提供了多种可能性。随后指出，仿古玉因高温灼烧导致结构水破坏和矿物热相变，这一特征使红外光谱分析成为鉴定仿古玉的可能工具。将地质历史观延伸至玉石原产地溯源领域，可以通过提取成矿源岩的化学指纹信息，解析玉石的“DNA”，为玉石原产地研究提供可能的理论依据。
8《中国史前透闪石玉器材质与产地溯源的技术方法探索》
张跃峰博士后分享了其多年来于史前透闪石玉器材质和产地溯源研究方面的积累，介绍了地质学原理和方法在古玉产地溯源研究中的重要价值。报告指出，古玉产地溯源研究普遍存在数据库不完善、判别结果可靠性难以验证等难题，由此，其所在课题组评估并筛选出适合古玉的LA-ICP-MS微量元素分析方法，建立了涵盖20余个重要产地的东亚大理岩型透闪石玉成分数据库，同时研究发现：不同地质构造单元内的玉料成分差异显著，而同一地质单元内的玉料成分相似；可将大理岩型透闪石玉分为造山带型、华北克拉通型和扬子克拉通型三类。综上，其所在课题组开发了四套无损溯源方法，并在石峁、下靳、海藏等史前遗址的玉器溯源应用中验证了有效性，为古玉产地溯源提供了理论框架和实践方法。
9《古代玉器和宝石科学研究的方法和若干实例》
李青会研究员主要介绍了其利用红外、拉曼及扫描电镜等现代分析技术进行中国古代宝玉石器物材质判定及矿源分析的工作进展。他首先以台湾丰田与新疆玛纳斯透闪石玉中铬铁矿包裹体的锌、锰含量特征等为例，强调了找准地质成矿过程中具有产地特征的关键指标的重要性，并重点介绍了其近年来对广西合浦汉墓出土宝石和广东、青海、湖南等地出土琥珀所作溯源工作。报告提出，拉曼光谱和扫描电子显微镜检测发现合浦汉墓出土铁铝榴石有多种不同包裹体组合，指示其产地或为印度Galibpet地区。红外光谱分析发现，青海出土琥珀多为波罗的海琥珀，广东、湖南出土琥珀有缅甸、波罗的海、云南永昌等多来源。相关工作为进一步探讨资源与器物流通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交流等问题提供了重要依据。
10《先秦绿松石采矿遗址及其产品流布初步研究》
李延祥研究员介绍了其近年来联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考古研究院、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对陕西洛南辣子崖、新疆哈密黑山岭、天湖东等三处中国先秦绿松石采矿遗址的发现、发掘及科技检测情况，以及其利用主微量元素分析、铅-锶同位素分析等方法对偃师二里头、临汾下靳、襄汾陶寺、定襄中霍、黄陂盘龙城等遗址出土绿松石制品的产地溯源研究成果。此外，李研究员分享了两项最新研究发现：一是根据铅-锶同位素分析，齐家坪遗址出土绿松石或来自陕西洛南辣子崖，磨沟遗址出土绿松石或来自新疆哈密黑山岭；二是贾湖遗址出土绿松石产地信号十分独特，与已知矿源均有较大区别。
主题演讲之外，谷娴子女士组织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玉料产地溯源的科学性、可行性”及“如何定名玉料才能让考古学、文博学、地质学和宝石学等不同领域的学者都正确理解溯源结果”两个问题展开了会议的学术讨论环节。
讨论择要
在探讨玉料溯源的可行性或产地溯源可能达到的精确程度问题上，杨明星教授认为溯源工作存在难度，目前而言，东部和西北部地区透闪石玉的成矿条件存在明显差异，使得两地透闪石玉具有不同产地特征，区域溯源相对可行。丘志力教授通过辣子崖古绿松石矿和肃北古玉矿等研究实例，明确肯定了玉料溯源的可行性，同时指出由于技术方法受限，古玉溯源难以精确到具体矿点，强调需要从地质学角度出发继续寻找玉石矿物的标型特征，以期解决溯源问题。李青会研究员从经济学角度考虑，认为现代玉料产地判别与古玉溯源的指标体系不同，古代用玉更注重功能而非品质，因此古玉溯源研究需要加入更多宏观视角，而非深陷于“微观”领域。罗涵研究馆员表示如何在玉料溯源中将宏观现象和微观数据相联系值得后续深入探究。
在探讨如何定名才能使不同领域学者更好地理解玉料溯源结论时，庄丽娜研究馆员指出，考古学重视溯源的目的是进行区域贸易和资源控制等研究，认为达成理想目标的溯源案例尚显不足，并提出，如果难以精确定位到具体矿点，是否可以通过分析玉器的特征数据来区分不同区域，进而辅助探讨聚落间的资源分配和交流关系。杨明星教授和罗涵研究馆员对此表示赞同。旁听嘉宾中来自北京大学的曹芳芳博士后补充道，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目标之一是复原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玉石溯源也是为了揭示其背后的资源交流、控制和分配体系，认为对于考古学界来说，玉料溯源如果能够定位到如甘青、新疆、东北等较大区域，已足够用于探讨玉料的长距离交流及其对古代社会形成和文明发展的影响。她建议，玉料产地溯源的结论表述可以借鉴考古学的命名方式，先以发现地命名，再随着研究的深入将具有相似特征的类型合并命名。同时提到，关注先秦文献等历史资料中的玉矿点命名对于溯源结论的表达具有重要价值。
此外，庄丽娜研究馆员还提出了石器能否进行溯源的问题。丘志力教授回应道，与玉器相比，石器的矿物组成复杂，溯源研究也更为复杂和困难。同时，他认为石器用料有可能从大的地质成矿区域上进行区分，并以广东信宜蛇纹石为例，指出这类具有特殊地质形成条件或结构特征的石器在一定程度上可进行产地溯源。
会议最后，作为特邀点评专家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赵朝洪教授对本场学术坊进行了学术小结。他首先对上海博物馆提供学术交流平台表示感谢，认为与会专家学者从地质学、考古学等多学科角度出发，展示了宝玉石溯源研究工作在理论、方法及实践上的新进展，分享的诸多新材料为探讨宝玉石产源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赵教授以北大团队多年来对岫岩玉矿及多个古代遗址出土玉器的研究为例，强调了古代宝玉石溯源研究需要综合考虑贸易、交流、战争等多因素，并强调科学技术进步对溯源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对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的结合与应用将进一步推动溯源研究的发展。此外，赵教授从中华玉文化研究角度出发，指出关于玉（石）的命名尚需进一步规范，倡议考古学、地质学等多学科的专家学者召开专题研讨会，共同探讨命名表述的优化方案。最后，赵教授指出，要解决宝玉石溯源问题，必须进行多学科合作，期待学术界同仁们能够携手并进，朝着古代宝玉石溯源研究的目标不断迈进，通过跨学科的深入对话，寻找共识，激发创新思维，取得更多突破性进展。
特别致谢：北京和玉缘和田玉文创集团有限公司
供稿丨工艺研究部
初审丨谷娴子、石维尘
终审丨汤世芬
